嵇康
嵇康
嵇康,字叔夜,上虞人,后以避怨迁移至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人。“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三国时魏末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音乐家,是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嵇康幼年丧父,成年后娶长乐亭主(一说为曹操孙女,沛王曹林之女;一说为曹操曾孙女,曹林之孙女)为妻,任郎中,中散大夫。
嵇康不喜为官,平时以打铁为乐(一说以此谋生)。大将军司马昭曾想聘他为自己的掾吏,嵇康坚守志向不愿出仕,离家躲避到河东。
司隶校尉钟会想结交嵇康,轻衣肥乘,率众而往。嵇康与向秀在树荫下锻铁,对于钟会不予理睬。等候很久也没有回音后,钟会准备离开。嵇康开口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回答:“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从此结下仇隙。
景元二年,同为竹林七贤的山涛由大将军从事中郎迁任吏部侍郎,举荐嵇康代替自己的位置。嵇康因此写下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以明自己的心志。
嵇康原本与东平吕巽吕安兄弟为友。吕安的妻子被其兄吕巽奸污,吕安原本准备休妻并起诉吕巽。吕巽请嵇康从中劝解,并发誓不会恶人先告状,于是嵇康劝说了吕安将这件事平息下来。但是之后吕巽害怕吕安反悔,于是抢先告吕安不孝。嵇康义不负心,写信与吕巽绝交,并出面为吕安作证,因此也被收押。钟会劝司马昭乘此机会除掉嵇康。
   嵇康入狱后,立刻激起舆论的不满,许多豪杰纷纷要求与嵇康一同入狱。经有司劝谕后,众人一时遣散,然而最后嵇康和吕安却被判处了死刑。行刑当日,三千名太学生集体请愿,请求赦免嵇康,并要求让嵇康来太学做老师。这些要求并没有被同意。
临刑前,嵇康神色不变,如同平常一般。他顾看了日影,离行刑尚有一段时间,便向兄长要来平时爱用的琴,在刑场上抚了一曲《广陵散》。曲毕,嵇康把琴放下,叹息道:“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说完后,嵇康从容地就戮,时年四十。
嵇康通晓音律,尤其喜爱弹琴,著有音乐理论著作《琴赋》《声无哀乐论》。他主张声音的本质是“和”,合于天地是音乐的最高境界,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感。嵇康作有《风入松》,相传《孤馆遇神》亦为嵇康所作。又作《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曲,被称为“嵇氏四弄”,与蔡邕创作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我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隋炀帝曾把弹奏“九弄”作为科举取士的条件之一。
嵇康擅长书法,工于草书,唐张彦远《书法会要》品为草书第二。又善丹青,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载其时有嵇康《巢由洗耳图》《狮子击象图》传世,可惜现在俱已失佚。
 
 
 
评文
与吕长悌绝交书  
  康白:昔与足下年时相比,以故数面相亲,足下笃意,遂成大好,由是许足下以至交,虽出处殊途,而欢爱不衰也。及中间少知阿都,志力开悟。每喜足下家复有此弟。而阿都去年向吾有言:诚忿足下,意欲发举。吾深抑之,亦自恃每谓足下不足迫之,故从吾言。间令足下因其顺亲,盖惜足下门户,欲令彼此无恙也。又足下许吾终不击都,以子父交为誓,吾乃慨然感足下,重言慰解都,都遂释然,不复兴意。
      
  足下阴自阻疑,密表击都,先首服诬都,此为都故,信吾,又无言。何意足下苞藏祸心邪?都之含忍足下,实由吾言。今都获罪,吾为负之。吾之负都,由足下之负吾也。怅然失图,复何言哉!若此,无心复与足下交矣。古之君子,绝交不出丑言。从此别矣!临书恨恨。嵇康白。      
  嵇康的著作,与魏晋时其他名士相比,保留至今的颇丰。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后世文人对他墨迹的珍爱与推重。他一生写过两篇著名的绝交书:《与山巨源绝交书》和《与吕长悌绝交书》。前者很长,文采斐然,被选入《文选》,是为后世顶礼膜拜的散文之一。后者呢,很短,知道它的人相对来说也比较少一些。   
  《与吕长悌绝交书》没有什么浮华的文笔。因为,它所涉及的,是沉重肮脏的现实。    
  这篇文章的背景:吕巽,字长悌。这个人说他是畜生,恐怕都是抬举了他,我在这里也就不称他的字了。吕巽是一位名士——吕安的同父异母哥哥。嵇康和吕安是很要好的朋友,文中的“阿都”,就是他对吕安的称呼。    
  阿都年纪比嵇康小很多,嵇康住的又离阿都很远,却长长跋山涉水去看望他。“每一相思,千里命驾”。    
  阿都的妻子徐氏,是个出名的美人。终于,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说起来俗得不能再俗,俗得像千百年后的舞台上不断上演的肥皂剧——吕巽趁弟弟不在家,灌醉了弟媳妇,与之XXOO。    
  阿都回家后,妻子告诉他这件事,他气昏了,第一个冲动就是到官府去告这禽兽不如的兄长,同时也把这事告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嵇康。    
  结果呢,嵇康就是因为这件事死的,阿都也因为这件事被流放。    
  过程是这样的:吕巽求嵇康为自己斡旋。嵇康安抚阿都,为他家的名誉考虑,觉得家丑最好不要外扬。由于嵇康的出面,阿都终于撤诉。谁知吕巽一转眼,倒是先去官府诬告弟弟一个“不孝”,
  这时候,嵇康当然很愤怒了。这件“不孝”的冤案,他是惟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于是挺身而出,为阿都作证。  
  这下他自己送到了枪口上。他曾经在给山涛的绝交书里说自己“薄汤武而非周孔”,以最不合作的态度,屡屡得罪推崇孔孟之道的当权者。于是钟会在背后怂恿吕巽,让他不但告阿都“不孝”,而且再告弟弟一个“谋反”,借此闹大事态,把为阿都作证的嵇康趁机牵连进来。    
  结局是:阿都因为不孝、涉嫌谋反的重罪,被流放。而嵇康呢,因为为不孝、涉嫌谋反的人作证,说明他自己也是个不忠不孝的……(我没啥可说的了)并且,主犯尚且只是流放,证人却因此被判了个死刑。(这就是法制社会的好处啊~~~~)
  不过,这个审判结果其实也很在情理之中:晋朝皇室想除掉的人,是那个能让三千太学生为自己请愿的嵇康,并非年轻的阿都。
    任何一种体制、一种主义,儒家也好,法家也好,自由主义也好,乌托邦也好,纸上说得再天花乱坠,一旦拿到现实中执行起来,若没有别的力量平衡制约,都将演变为程式化的吃人机器。
   嵇康提出“薄汤武而非周孔”,其实就是在制衡当时重礼法儒学的名教体制。他这么做,或许经过了深思熟虑,也或许,只是出于本能罢了。米兰昆德拉不是说过么?“知识分子的本能,往往是站到大多数人的对立面去。”  很可惜,在他那个时候,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最优秀的也不过像阮籍那样胆小怕事。嵇康站到了对立面去,付出的代价,却是自己的生命。
下面,我想说说这篇文章本身。这篇绝交书很有意思。因为它让我看到了一个跟想象之中很不一样的嵇康。
      
  文章的大意:
    
  我与足下年龄相仿,认识很多年了,一直同您是朋友。后来有一次到您家做客,认识了您年幼的弟弟阿都,惊喜足下家中竟有这样聪明可爱的少年,从此将他引以为知己。
    
  去年阿都告诉了我这件纠纷,说他要去告官。我“深抑之”——这么做是因为同你们兄弟两人的友谊,同时也是为足下的家门名誉考虑。阿都因为我的“重言深慰”,终于撤诉了,而足下也向我保证,类似的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
    
  然而现在,足下却反过来诬告阿都,把我蒙在鼓里。不知您为什么这样包藏祸心呢?阿都当初情愿忍辱,完全是因为我的缘故——如今阿都在监狱里,我深深地对不起他,就像您深深地对不起我一样。
    
  既然如此,我无心再与足下做朋友了。古之君子,绝交时口不出恶言。从此别矣!临书恨恨。落款是自己的名字:康。
    
  这件肮脏、冤屈至极的丑事,由嵇康嘴里,对罪魁说出来,却是这样的冷静礼貌,不失风度。事不关己的人听着都有要上去扇吕巽两个耳光的冲动,而又嵇康本人来处理,他却选择了光明正大地为阿都辩护,然后文辞翩翩地给吕巽写了一封礼貌的“绝交书”。
    
  只读嵇康诗词和散文的人,听了他那句“薄汤武而非周孔”,看了他怎样让钟会下不来台的那些故事,往往会觉得他是多么俊烈桀骜、狂傲放诞的一个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现实中的嵇康,竟是这么沉静谦和(劝阿都忍气吞声,为家门名誉考虑)又优雅自重(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一个书生。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他在里面提到,从前听说北师大有个刘和珍,静坐对抗学校至被开除。当时想象,这该是多么桀骜不驯的一个女子。可是等见到了真人,却发现,竟如此沉默温柔,她不爱说话,只会腼腆地笑。而后这个女孩子死在一次游行之中,他的心里,总忘不了她静静地笑着的样子。
    
  这又让我想起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秦舞阳十三岁能杀人,提刀入集市,没有人敢正视他。荆轲呢,只是一介文雅的白衣。
    
  及至到了秦国的宫殿上,平日里凶如瘟神的秦舞阳,吓得几乎尿了裤子,从头到尾一动不敢动;荆轲却谈笑自若,图穷匕现,击刺不成,慷慨赴死,让秦王“目眩良久”。
    
  我不知道,这几件事是不是纯熟巧合。一贯温文尔雅的人,骨子里反而有惊人的勇气和胆识;一贯咋咋呼呼的人,事到临头,反而是畏缩的鼠辈。
    
  嵇康写这篇绝交书的时候,是已经知道了钟会和朝廷在这件事背后策划,吕巽这个卑鄙的跳梁小丑,马上就要要自己的命了的时候。他怀着这样大的冤屈和愤懑,写出来的东西,却仍旧是这么沉静平和的。他到死,也不愿意丢失自己的风度。是他太优雅了?还是他骄傲了?亦或,两者兼而有之?
    
  回想他一生追求的庄老之学,讲究的就是处变不惊,宠辱不惊。魏晋时多少名士,做作虚伪,平常一付天人的风姿,一旦遇事,则小人嘴脸毕露——可是嵇康,却用自己的生命,向我们诠释了什么叫做“名士风度”。
    
  他明知加诸自己身上的丑行,却不再分辨,他从容地走上刑场,抬头看看日影,看还有一小段时间,便静静地弹了一曲广陵散,以酬谢断头台下,那些为了救自己而奔走请愿的太学生们。
    
  这样一个耿直而又优雅,勇毅而又谦和的人,一生却反对孔孟之说;而吕巽,字长悌。(悌:儒家的伦理范畴,指敬爱兄长,顺从兄长。)
想当年,少年阿都与嵇康住在天南海北,“每一相思,千里命驾”——这句话多么浪漫而又潇洒:因为思念一个朋友,跋山涉水,视千里如无物,只为见他一面。兄弟手足之情,同这样的友谊相比,却肮脏龌龊如淤泥了。
    
  千里命驾的阿都,在嵇康哥哥的门上题“凤”字(凡鸟)的阿都,流放之后,却再也没有关于他的故事了。阿都或许是饱经风霜,死在了路上;或许在目睹了最好的朋友因自己而无辜受戮后,活了下来,慢慢老去。
    
  生死相隔,比千里还要远。从此之后,天涯海角,命驾何之?斯人何处?
 
 
评论一
魏晋时名士的骄傲,有一部分是真的骄傲,有一部分是不得不摆的pose。因为那时上层社会和知识界普遍看重的是狂傲张扬的个性——
一个最好的例子,陶渊明出身不好,性格又沉静淡薄,结果《世说新语》中遍收名士,竟然对陶潜只字不提。只因为昭明太子的慧眼识人,陶渊明这样的性格在那个社会里才不致被彻底埋没。
  
  再看看王谢两家那些玉树临风的骄子们,这两个家族中,在后世最最留名的,尽是些性格狂傲张扬的小帅哥。王家的王徽之、王献之,谢家的大谢、小谢等等。当然,徽之、献之、谢灵运、谢惠连等人,肯定有最出众的才华和容止;但性格恰好符合那个社会的审美标准,应该也是他们如此被时人追捧的一个原因。
  在这种背景下,嵇康的骄傲,到底有多少自惜身份的造作成分呢?我觉得不是很多。他的骄傲,更像是不满的一种变相发泄。
  我们知道,他娶的是曹魏的公主。司马氏篡权后,史载株连及其残忍,连幕僚的三族往往都不放过。在这种恐怖高压的环境下,嵇康的心态,应该是很难平和的。
  所以他的骄傲表现在政治上。他的骄傲是被他当作武器,不为保护自己,只为刺伤他厌恶的人。但在个性上,他真的是这么骄傲的一个人吗?
  竹林七贤中,他最佩服的是阮籍。阮籍比他大十来岁,也比他处事深沉得多。“口不臧否人物”——包括对嵇康,阮籍都从来没有一句正面的评论。
  反观嵇康对阮籍,确是无时不刻地充满溢美之词,而且他好像很理解阮籍的态度,丝毫不介意这种单方向的赞美。
  再看嵇康对待阿都——阿都比他年纪小,他们“每一相思,千里命驾”。
  
  最后看嵇康和山巨源之间的关系,他和山巨源绝交了,可他遇难之后,他的孩子却恰恰是山巨源一手带大的。
  
  凡此种种,让我觉得,嵇康其实是个热心且天真的人。对待他喜欢的人,掏心掏肺、毫不计较;对待他讨厌的人,则目无下尘、高傲无比;这让我想起了《红楼梦》中的林妹妹,也是这样一种可爱的性格。
 
 
 
评论二
嵇康明显是真正的骄傲,真正的风骨,那是精神上有洁癖的不驯之龙。
  
  以前我也认为,嵇康的曹魏宗室姻亲身份害了他。
  最近想想不对,不是那么一回事,嵇康根本不是什么重要政治人物,他在曹魏政权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影响,他的妻子原本就已是曹魏宗室中的疏族。
  连曹植的儿子都能在晋朝名公卿,何况一个原本就没有威胁的嵇康?
  
  嵇康与司马氏交恶,不是司马氏在嫌忌他,而是他厌恶司马氏。
  嵇康是有“侠”气的人。
  他与曹魏政权其实也没什么感情,起码他受曹氏的恩惠比不过琅琊王氏的王祥,他只是看不惯司马氏的行径,鄙薄其小人之所为
  所以,嵇康远离司马氏
  
  在这一点上,嵇康与阮籍实际是一致的,嵇康借隐居,而阮籍借醉酒。
  他们看到自已无力回天,就立志不同流合污
  所以,嵇康“很理解阮籍的态度”。
  
  
  嵇康管不住自已的嘴,(另一方面,嵇康也比阮籍年轻)他的见到不平事,就忍不住要说。
  其实,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嵇康内心是有矛盾的,一方面,隐居山阴,不闻世事;另一方面,听到司马氏的种种倒行逆施,实在是义愤填膺,按捺不住。
  嵇康何尝不知人情世故?看他死前给儿子的家训,唠叨得像一个市井老妇女,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让儿子世故一点,要学会察言观色,不要轻易得罪人,等等。
  嵇康说得清楚,但是自已做不到。他爱儿子,所以他希望儿子能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活得滋润;但是对于自已,他无法忍受这种污垢弄脏了自已。
  所以他佩服阮籍,赞扬阮籍能做到“口不臧否人物”。这个赞扬是真心实意的,并非讥笑阮籍世故城府深,因为阮籍的心胸到达了一个程度,嵇康觉得自已没达到。
  
  《与山巨源绝交书》是众所周知的催命符,但其实早在另一篇文章面世的时候,司马氏的杀心就已经升起来了。
  这一篇文章叫《管蔡论》,是替在周公辅政时期造反的管叔、蔡叔翻案,嵇康说,其实管叔、蔡叔两人不是反贼,他们只是心忧王室,误解了周公而已,他们是忠臣。
  这一篇文章很要人命,因为当时正好扬州刺史毋丘俭起兵反司马氏,毋丘俭是曹魏的忠臣,却被司马氏污蔑为反贼。
  在这在关口嵇康写出这样一篇文章,很容易让人认为,他是在替毋丘俭喊冤,而且,更要命的一点是:毋丘俭与嵇康是熟人。
  
  估计当时已入朝为官的山涛已经意识到了嵇康存在危险,所以他才不顾嵇康的意愿,向司马氏举荐嵇康。
  山涛确实是一个千古少有的好朋友,他实际是给嵇康提供一个机会,让嵇康表明一下政治立场,好保住自已的性命。
  结果,嵇康拒绝了,他大张旗鼓的与山涛绝交,山涛一片好意,结局竟是让好友加速走上断头台。
  
  嵇康显然是故意的,他知道山涛的好意,但是他无法接受自己屈辱的向司马氏低头,他愿意为自已的高洁而献出生命。
  这一点上,七贤一个都及不上他
  刚烈,这个词似乎与名士风流搭不上边,但我觉得嵇康就是这样的人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非汤武而薄周孔”是嵇康有所为而发的一面之辞。其实与“至人重身”相比,他更敬重的是“损己为世”“愍世忧时”的儒家圣人。其经学论文《管蔡论》,立的就是管、蔡忠贤以彰显文、武、周公圣明之论。他固然提出“六经未必为太阳”,却不等于在说“六经非太阳”。而将伊尹事汤和周旦隆化尊为典范的“越名教而任自然”,也不可能是背弃名教的命题。所以,在不容名流隐逸的魏晋,以“乱教”“非毁典谟”论诛嵇康,不过是司马集团在残杀拒绝“归心”的“卧龙”以胁迫天下而已。
“非汤武而薄周孔”之格外引人注目,是因为它成了嵇康被害的导火索,还因为它极于顺手牵来直截了当地标示嵇康的思想倾向。但是即便出于《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嵇康原话,就必定能代表他的真实思想体现其主要倾向么?
一、《绝交书》疑云
《绝交书》顾名思义就是对山涛宣布绝交,然而《晋书•山涛传》载,嵇康临被害时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汝不孤矣。”他居然不把抚孤希望寄托于据说是更为志同道合的阮籍或向秀等好友,唯独寄托于曾契若金兰却已白纸黑字与之“绝交”的山涛。过了约二十年,山涛果然不避嫌疑大胆保举与晋帝有杀父之仇的嵇绍为秘书郎。如此心心相通的默契,居然是“绝交”葫芦深处卖的一颗药?当论者给山涛鼻梁涂上白粉以形嵇康高标时,是否需要再想一想呢?
裴松之注《三国志》和李善注《文选》都引《魏氏春秋》曰:“大将军尝欲辟康……及山涛为选曹郎,举康自代。康答书拒绝,因自说不堪流俗而非薄汤武。大将军闻而怒焉。”这一确认嵇康是在山涛举其自代的当下答书拒绝的说法,为所有涉及《绝交书》的传者注家沿用,其耀眼眩目的权威性简直足以令人忘却关注原《书》本文:“前年从河东还,显宗、阿都说足下议以吾自代,事虽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如果尊重嵇康,我们就得重新认识一个事实:他居然是在听说其事已超过一年之后才作《绝交书》的。他为什么要在事早已不行绝对不用“答书拒绝”之时再来宣布、还宣布与山涛“绝交”呢?就按《魏氏春秋》所说,原也是司马昭”欲辟康”在先,而后有山涛”自代”之议;那么闻山升迁能不“惕然”顾虑他再次秉承司马旨意“嬲之不置”吗?看来是为防患于未然,甚至不无解脱山涛不得不勉为其难的尴尬,嵇康才作书“以杜举者之口”(《康别传》)的。对《绝交书》写作动机的这一分析,或未尽确当,但至少可以提醒我们:该《书》并不简单,读懂它,靠躺在前人诠释之上不多费力恐怕不行。
又该《书》原是二人私下通信,何以司马昭立得“闻而怒焉”?没有迹象说明山涛曾经告密,要么是由嵇康自己传扬吧,那就成了公开信,是拒绝司马征辟的宣言书。拒绝专权者的征辟多少要讲策略讲理由。嵇康开列的理由是秉性不适合当官。因为官场必须讲儒家礼法,所以就要强调自己”不涉经学”,所以就不惜扣上可能”犯教伤义”的”非汤武而薄周孔”大帽子。然而同一《书》也在宣称:
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亲居贱职;柳下惠、东方朔,达人也,安乎卑位;吾岂敢短之哉?又仲尼兼爱,不羞执鞭,子文无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济物之意也。所谓达能兼善而不谕,穷则自得而无闷。以此观之,故尧舜之君世,许由之岩栖,子房之佐汉,接舆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数君,可谓能遂其志者也。
首先,他所敬仰的对象,是既包括老庄许由接舆,也包括尧舜仲尼子房在内的达人君子。其次,他之所以敬仰,是因其行止符合儒家处世原则,即出处殊途却都“能遂其志”而“其揆一也”。这一“揆”,就是“达能兼善”“穷则自得”原则。它源出《孟子•尽心》:“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基本就成了他判别行为是非的标准。虽然嵇康意在强调“穷则自得”一面,却也可说是据儒家之说来论定老庄之行的合理性,因而甚至把老庄之行也纳入了儒家道德所能认可、赞同的范围之中。再次,该《书》后半部分,又援引借重了圣人:“禹不逼伯成子高,全其节也;仲尼不假盖于子夏,护其短也”。从这三点证据看,仅就《绝交》一书论其对待周孔的态度,就绝不是“非薄”二字所可概括的。
至于嵇康其他著作也颇表现出推崇汤武周孔的一面,例如《答向子期难养生论》之标举“圣人”“以天下为公”,”仲尼之至妙”“穷理尽性”;《难张叔辽宅无吉凶摄生论》之引重“汤祷桑林,周公秉圭”;《声无哀乐论》之推尊“先王用乐之意”,“至乐”“待圣人而作”……则可说明,他对汤武周孔有着极其推崇的另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