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风采
学者与学术 第一章
学者与学术 第一章

第一章                 学者的类型

第一节   民间学者——从布衣平民到大雅之堂

一 大隐隐于朝——研究民间学者的意义

民间学者是独立或徘徊于政府之外,没有或很少得到政府提供的科研经费,通常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学术观点和见解。因此民间学者又被称为非学院派学者”或“自由学者
  “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民间学者虽然不像官员学者有着显赫的政治地位,也不像书斋学者有着系统的教育背景,但特殊的生活背景,坎坷的人生经历使他们的人格闪现着特殊的魅力,也正是由于他们不受各种约束,他们的视野与思想充满着自由的色彩。他们对社会、对文化的贡献不可小觑,甚至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研究这些民间学者不仅可以让我们可以领略到不一样的学者风采,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这些学者身上学到“位卑不敢忘忧国”的炽热情怀和不同于正统学者的另一种学术视角与思想,启发我们多方面的思考。

二 高山觅踪——民间学者不同的人生轨迹举隅

(一)王康:

“怀抱理想主义,他以布衣之身忧国忧民,对于俄罗斯民族的启示,对于中国的统一前景的展望,在小范围内流传,影响了年轻一代学人。”这是20015月,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为当代汉语贡献奖首届得主之一王康的颁奖辞。
 
 尽管首届当代汉语贡献奖的授奖辞较之后来他的学术成果显得简单,但对王康的颁奖仍透露了足够多的内容:王康的生存之道首先是影响周围,成全自身,进而推动他人生命的自我完善;王康又是一个关怀悠远的中国布衣,他的存在直接关乎汉语的历史、世界的当下经验,并有着极为人性的愿景。在王康那里,连接了汉语世界的历史和未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积极健康的一面而言,王康是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人格象征。

1追求梦想不断探索

1978年,王康考入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在西师组建了一个哲学小组。小组虽然没有坚持下去,但王康个人已经深信不疑,他们正在上天注目之中,秉承天意,践行天意。王康耽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为民间思想家。 

  这样的王康当然是被关注的对象,毕业后的王康被分到一所中学教体育。理想、才华、诗书满腹的王康不满于做一个体育老师,他的目光盯上了当时中国启蒙的先驱者们,他在假期自费到北京做了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的助手,他在当时中国一流的先驱、圣贤们身上寄予了美好的希望。

这个年轻人在运动不断的大陆中国当然只有颠沛流离的命运。他离开了体制,在大陆流亡。但他没有忘记他的梦想,“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为了梦想,他做过生意,成立公司,像他的同龄人一样去学习做局、讲故事,但他的局和故事只是他的梦。他实在生就了思想家的头脑,却没有半点商人的思想。除了朋友接济,他的公司员工的薪水就全靠他的一支笔。慈不掌兵,他掌了兵却舍不得开除员工,员工们在公司里有心无力,无所事事。王康不开除员工,就只有拼命给人写稿子挣钱来给员工发薪水。这样的情况以至于朋友都看不下去,最后的结果,他的陪都文化研究中心和陪都文化有限公司还在,只是他一人和三四员工撑着而已。王康在坎坷的生计中养育了生命的元气,一种充塞天地历史之间的浩然之气。

2“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了解王康的散文作家魏真说,王康是“最浪漫最华美的中国人”。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王康有着至大至刚之气,其个体生命的存在一直处于不止息的燃烧之中。这种燃烧既源于天命,近于神性,又来自于人格的自我欺许,基于人性又超乎常人的自信。

这种极富于神性和人性的自由放荡人格在历史上一再被祛魅,又一再为历史和后来所纪念。它最终被纳入中国文化,成为我们文化中极具悲剧性的美。因为它一再被一种世俗力量、乐感文化、生活理性、庸常宿命等等撕破毁灭。这种自由人格很少能够得到宽松的生存环境,它一再被打压、毁灭的命运因而使得人性之美成为东土子民最罕见最神秘的要素。由精神、气魄等为元素的自由人格跟欲望、理性为元素的依附人格因此成为中国文化对立而不能统一的两极,摇荡着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这种神秘或现实之谜为高尔泰洞明,他说:美是自由的象征。
  但是,由上层精英主导的中国文化没能厘清有教无类的生生德性,反而在非我族类的猜想里强化了独裁专横,无论政统还是道统都让道于正统。二元多元之间的对立依存很少得到伦理共识和制度化的保证,反之,其此消彼长之势是中国文化认可的宿命。更等而下之的,莫过于文化心智中丧失了平等意识,对他者不是承认其自性,而是征用、管制、毁灭,并给自己美化、雄起化、神圣化。
  精神危机在社会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精英患上犬儒病,民众患上冷漠症。全社会对自由独立人格的避而远之、视而不见和冷漠,使得民族最优秀的个体总是得不到回应、声援,得不到展开的可能。历史没有给这样的自由的心灵提供施展的舞台。幸运的是,社会给予他的生存的缝隙,使得他能够自我成全,并影响周围。

王康即是乡愿犬儒的年代里又一个自由的人格。王康不喜欢金庸,他自己却像金庸小说里的绝顶高手风清扬,如同风清扬超越了剑宗气宗的分别,王康的自由人格近于人文却超越了人文。他在立功立言立德的颠峰状态打量了所有来向他倾诉的人,他从来没有因知不足而矮化自己的心灵。

3 从民间走向“世纪大讲坛”

   20056月、200711月,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坛分别邀请他在北大作的《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道路》、《世纪大讲坛:俄罗斯的精神与梦想》两个精妙无比,既让人冷思,又让人亢奋的演讲也是例证。王康从一介布衣登入了大雅之堂。在流亡前后,老康的主体学识魅力先后得到了耀邦夫人李昭、长子胡德平、前辈学人大师梁漱溟、美国著名华人陈香梅、政界开明要人汪道涵等的青睐或认同。认识王康的友朋都叹他因自我淡薄名利社会敏感过滤的双重关系,而使文章多未公开发表或不能公开发表。

从此王康小传在网上流传,有人在前面加上一句:吾友,深邃、悲悯、纯洁,大隐于市的思想者与文学痴汉,读其文字,浩浩乎盈心者,人性人道之意浓焉。这个小传中的王康是——“生于中国现代历史一个最关键的年头:1949年。这个年头使他成为一个宿命论者和天生的理想主义者。大学期间以独具的风骨和才华成为西南最高师范学府自1957年来第一个学生文学社社长,并因此自绝于中国式经济仕途、学院翰林之外。耽于沉思,疏于著述,不求闻达,不意被封民间思想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布衣之身撰写中国改革宪章,名动京畿;九十年代初再以《大道》为题,撰写叩问中国往何处去之五集政论片,论者称为冷战结束后对中国道路运思甚深的先知式作品。同期有长篇诗评《俄罗斯启示》传布四方。抗战胜利50周年以九集电视片《抗战陪都》倾服众多业内人士;60周年又组织巨型长卷史诗国画《浩气长流》,尚未问世,已臻不朽。对中美关系、台湾悬案、中日现状以及马克思主义、港台新儒家皆有独到心得,自谓人世未尽解,而天命已略知。
  王康说,对中国历史的基本态度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本分野。一个是1949年以来,愈演愈烈的历史虚无主义,另一个是要接通历史,存亡继绝,这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历史就是中国的宗教。割断历史,我们已经尝到够深的苦果了。如果继续把历史虚无主义延续下去,一代两代三代四代五代,它危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现在中国,一方面是官方史学界集体的道德沦丧,他们既愧对中国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以来伟大的古代史学传统,更愧对中国现当代历史。面对如此苦难、复杂、丰富的现当代中国,他们交出的几乎是白卷,更有一些人为虎作伥,粉饰太平,沦为专制和独裁的奴婢。

    余世存在华语贡献奖上评王康说:王康先生是民间思想家,他的语言大气华美,多年来他一直研究中国人的人权意识、生命意识。他的观点有很深的民间烙印,也许有些可待商榷,不过这个留了大胡子的共和国同龄人还是比较有意思的。长相酷似列宁的王康先生对俄罗斯的过去怀着满心的思虑和情感。

                                                   

——据余世存《王康其人》及《百度百科·王康》编写

(二)王云五

1敏而好问,自学成才

王云五,名之瑞,小名日祥,字岫庐,笔名龙倦飞,别名鸿祯,14岁时改名云五,取日下现五色祥云之意,也正是日祥的意思。祖籍广东香山(今广东省中山市),光绪十四年戊子六月初一日(公元198879)出生于上海租界。王家世代耕读,父亲王光斌弃农经商,到上海开设小店。王云五出生时,家中已有两位哥哥、两位姐姐。

王云五童年时代在家乡泮沙村度过。他的大哥日华长他九岁,聪敏勤学。幼年时,大哥成了他最好的老师。他6岁随大哥读《三字经》 《千字文》,7岁时随大哥回到上海,8岁开始读《孟子》。一天,大哥讲到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段话时,云五极有所感,因为他的表哥陆皓东在广州被捕并遭清政府杀害。他很气愤地对大哥说:那个西太后把臣民当作土芥,臣民为什么不把她视同寇仇?陆表兄的举动只是要杀人民的寇仇,怎算得是造反呢?他的话使大哥大吃一惊,并向父亲报告:四弟读书还不差,只是防他长大后要走错路。

王云五9岁时,大哥回乡应试,顺利地通过了童子试,但还未成为秀才,便因病逝于乡下。因此,村里人都说他家风水不好,不该违反天意,他父亲再也不敢让他走读书应试这条路了,只把他送入私塾,多识几个字,为日后转习商务准备条件。14岁,父亲送他到一家五金店,要他一面做学徒,一面到夜校补英文。后来他离开五金店,入美国教会主办的守真书馆学习英语。16岁时,他进入一家同文馆修业,次年春还兼任该馆的教生(助教)。同文馆附设图书馆,这使他有机会广泛阅读西方学者斯宾塞、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17岁,王云五用按揭的方式买了一套《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三年后付清书款时,他已经把大百科全书通读一遍了。

2 从发明四角号码到拯救商务印刷馆——“为中国人争一点的气”

1906年冬,王云五被上海益智书室聘为英语教员,兼授数学、史地课,开始步入教育界。翌年春,他任振群学社社长。在一首诗中,他表明了当时的志向:风云扰扰亚洲时,大厦教谁一木支。努力中原他日事,巍峨天半铸男儿。”10月,他转入中国新公学任英语教习,胡适(时名洪骍)朱经农等为该校学生。胡适曾说:我在中国公学两年,受姚康侯和王云五两先生的影响很大。嗣后中国新公学并入中国公学,王云五继续任教历时四年。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王云五这个名字在内地一直带有较浓的负面色彩,排除党派性的意识形态之争不计,其学人之外的商人身份也是他难以为内地学界所接受的主要原由之一。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台湾学界对王云五的极高评价,同一文化人物,在海峡两岸竟有着反差极大的境遇,其中确有许多值得深思的东西。但不管是褒是贬,凡熟悉中国现代出版史者都必须承认,在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历程中,对其决策、发展方向曾产生重大影响者,除德高望重的张元济外,第二个就要数到王云五,他们二人一前一后,分别代表了商务印书馆发展的不同时期。而且王云五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商务印书馆,以商务印书馆在中国近现代出版、学术及及文化史上的巨大影响,倘要研究中国现代出版史、文化史,无论如何是避不开这位重量级人物的。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内地出版业的经济效益日益得到越来越多的强调。历史就是这样富有戏剧性,经过几十年的曲折摸索之后,我们似乎又回到了王云五当年所处的时代,遇到他当年面临的难题。王云五自然也就得到很多出版商的共鸣和研究者的关注。历史人物的热与冷,往往是出于现实社会的内在需要,王云五此时引起人们的关注也正是当下出版业状况的一种反应,其中有许多可以探讨的东西。
  五四以后,商务印书馆的元老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面对滚滚而来的新思潮,感到有些力不从心。为了跟上急剧变化的大时代,他们想引入新血液,曾下决心聘请在五四博得大名的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的要职。胡适谢绝了邀请,力荐当年有过师生之谊的王云五代替自己。既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也未出过国门,完全靠自学起家的王云五于是有机会迈入老商务的大门,施展他的全部热忱和抱负。当时王云五35岁。

王云五初入商务即显示了其魄力和判断力。他大刀阔斧改组编译所,一是调整和扩大了编译所的机构,按照新科学的学科门类分设各部,延聘专家主持各部。 经过王云五一年的整顿,到1923年出版图书,由1922年的289种,增到667种,为历年之冠。内容涵盖哲学、宗教、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应用科学、文学、艺术、史地等。

1925年,王云五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这是一件了不起的贡献。从此,彻底解决了汉字检索中的大难题。王云五还运用杜威的十进分类法,创立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可以说,他为中国现代目录学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本突袭上海闸北,印刷厂总厂、货栈、东方图书馆,整个商务印书馆的基业,几乎都在日本侵略者的炸弹下化为灰烬。种种迹象表明,日本人是蓄意炸毁这家有一定规模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企业,并不是漫无目标地轰炸。

   经此浩劫,王云五痛心疾首,一夜而成白头翁,这足可见其内心的焦虑和所承受的压力。经过彻夜苦思,明知前途艰险莫测,他仍决定肩负起复兴商务的责任。81日,商务总管理处、上海发行所、新开的印刷厂同时复业,在发行所门口,悬挂了一副对联: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这个口号表达了王云五和同仁当时的心愿。他全面推行科学管理的改革和整顿。经过改革商务生产增加,成本降低,大量重版旧书和增出新书,达到日出新书一种。

短短时间内,商务实现了全面复兴,而且再度开创了出版史上一个鼎盛的时代。王云五说自己之所以不顾艰苦,不避嫌怨,力排万难复兴商务,仅仅是为我们中国人争一点点的气

3商人、文化人还是政客?——王云五的价值与意义

王云五一生不仅是因为发明了四角号码而成为文化名人,在时局混乱的年代王云五也曾奔走于教育界和政界之间。为此也引起了很多争议。
  在一个具有重视义利之辨传统的国度里,对利的强调和追求必然要冒着被世人视为小人的道德风险。在古代纯粹的文人士大夫是不甘为谋利而去做书坊主的。但当中国历史的车轮驶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一切就都不一样了,文化成了商务色彩的文化,商务也成了具有文化色彩的商务,文化与商业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走到了一起。

在商言商,对进入出版界的学者来讲,他们的商人身份以及他们的计较和精明肯定会付出道德上的代价。而道德恰恰是历来国人论定人物的基本尺度,即使个人做出的成就再大。明白这一点,王云五的不为内地学者所接受自然也就在意料之中。
  但是,王云五的意义也正在于此,他的现代企业运作方式、他的追求利润之举虽然为他带来了道德上的恶名,但他却为出版界所接受,他几十年在商务的稳固地位、后来出任民国政府的经济部长、财政部长就足以说明这一切。他的成功和失败不仅在当时,即使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当前中国的工商业正大力推进现代企业制度,半个世纪的实践证明了王云五的意义和价值。

不可否认,王云五的经营和改革会有一些负面的东西,但我们需要的不是指责和批判,而是理解和同情。可以想象,如果一个出版商不求利润,这个出版社何以生存?学界那种让出版商不计成本支持学术文化的幻想只能是一厢情愿,而且对学术的发展也未必有利。换个角度来看,这种出于利润考虑的出版对学术文化的发展未必不是一种良性的制约,那种关注现实民生、面向大众的著作因其有潜在的市场而得到优先出版的机会,而过于冷僻的研究则受到限制。实际上学界内部的冷与热不也是如此吗?出版商可以帮助那些过于冷僻的研究,但这不是他们法定的义务,这更需要得到政府和有关机构的支持。因此,一个优秀的出版商必须在学术与利润之间保持一种平衡,就像现在人们常说的,既要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又要有良好的经济效益。一般说来,出版商大多会偏于一端,两者都能兼顾、还能使学界和商界都满意的出版商实在寥寥。王云五就是这种能保持平衡者,他除了使商务印书馆发展壮大,获得丰厚的利润外,在文化普及和推动学术上还是做了很多事情的,如《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等丛书的出版,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都是要写上一笔的。在出版业日益商业化的今天,强调王云五的经营之道更有现实意义。他是将现代企业制度引入出版业的第一人,其灵活的运作方式和优秀的组织才能很值得今天的出版商学习借鉴。
  王云五无疑是个成功者,胡适曾经把将王云五介绍进商务印书馆作为自己人生的得意之笔,可见其对王云五评价之高。王云五把握住了历史给予他的难得机遇,在商务印书馆乃至中国文化面临重大转机的时刻走进中国现代出版业,走进中国现代文化的中心。他的这种学者兼商人的双重身份和丰富经历对现代学者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自八十年代中期起,中国经济持续走热,不少学者下海经商,但几年下来,成功者寥寥。其原因值得深思,最起码它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到商人的独特价值,学者虽然文化素养很高,但做生意并不一定就是高手,商人不是什么人想当就能当好的,而能将学问和生意都做好,就更非一般人所能为了。王云五就是其中成就突出的一个,具有典范的意义。就中国目前的现状来讲,优秀的学者并不缺少,但优秀的出版商却是难遇难求,而能将两样都做好者,四处难觅,但现实恰恰正需要这类人物。好在现在有不少人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出版界已开始出现了一批王云五类型的出版商,但还都没有做到那个份上
。将来也许会有,但至少现在还没有。

第二节  官员学者

一 展垂天双翼  留无尽话题——研究官员学者的意义

学者首先是生活在特定的、大的政治环境中,其次,才是小的学术环境。越是学术成就杰出、声明远播的学者,越是难免受到当权者的关注并为其所用。

官员学者,指曾经当过一个时期官员的学者;或中途入仕,又终其一生,官员与学者,一身而二任者。

这里的“官”,也包括“学术官 ”。从要“管人”和“管自己学术研究之外的事”的角度考虑,我们把“学术官”也纳入官员学者之列。

出于主客观方面复杂的原因,学者当初出仕的情形各不相同:有自愿者,有半推半就者,也有“被当官”者。在官场时间的长短也不相同:有中途从学界到政界而后又回到学界者;也有离开学界到政界终期一生者,还有反复穿梭于学界与政界之间者。学者所当之官,与其学术专长的跨度亦有不同:有的仍在本学科领域;有的未离大的门类;有的则完全弃学从政。

当代人中有一种观点:倘若xx不从政,其学术成就必定会更大——其实,这既是假设的学人的历史,又是一种虽美好但不切实际的理想。

当下有一门学问叫“规划人生”,研究官员学者的人生轨迹,“改变”或“不得不改变”规划,倒是规律性的。

实事求是的态度是:面对各种官员学者的“历史事实”,研究他们的学术生态,从中总结他们各自给学界、学人提供的宝贵经验或某些教训,才是有益的。

二 高山觅踪——官员学者不同的人生轨迹举隅

(一)胡适:在矛盾中撕扯  于学术中坚守

胡适(189119621910年作为“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1912年春改入文学院,19159月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院、师从杜威,一生服膺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

五四时期,撰写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历史的文学观念》、《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红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一生拥有三十六个博士头衔。

胡适在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终其一生,在以下三方面表现为观念与行为或理智与情感等的撕扯。

一是向学与从政的撕扯。

早在1920年,他就要求《新青年》同人“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不干政治”。但当20世纪20年代北洋军阀政府查封《每周评论》,控制舆论,剥夺自由知识分子基本的自由时,他在《双十节鬼歌》中写道:“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狼群,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

但从总体上说,胡适又是不赞成革命而主张改良解决问题的——这又与他深入骨髓的儒家的中庸哲学一脉相通。在西方,自由主义者可以在合法秩序范围内推行“社会渐进工程”,而面对中国没有宪法制约的暴力政府,胡适的社会改良便显得格外艰难。他参与政治的方式是“以学者的身份主持舆论,自由议政”,这又与他继承了中国士大夫“清议”的传统不无关系。曾有人呼吁他组织政党,直接参与政治,他却无意从政,只喜办报,书生本色,可见一斑。

然而,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议政不仅与事无补,而且他们的专业领域也往往遭到政治权力的强暴,胡适也在学者与政治家的角色之间遇到了灵魂的撕扯——他总是做着这个惦记着那个。当他抗日期间担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时,曾发誓“至迟到战争完结时,我一定回到我的学术生活中去”;当他担任北大校长,一头钻进专业之后,又“悔恨自己太自私,只顾及……学术,而辜负了应负的社会责任”。这种撕扯,又转化为“社会正义的主持者”与“合法秩序的维护者”的社会角色的冲突,于是灵魂的撕扯更为痛苦。

二是“全盘西化”与“维持政府”的治国方略的撕扯。

作为思想家,他极力鼓吹新思潮,主张全盘西化,但从渐进改造的观点出发,他却只希望充当一个“忠诚的反对派”的角色,“忠诚”地维护政府的合法权威。

三是“维护封建道德”与“追求个人幸福”的撕扯。

胡适13岁时,家庭包办,为其定亲江冬秀。1917年结婚时,国内知识界自由恋爱已成风气。胡适却说:“假如我那时忍心毁约,使这几个人终身痛苦,我良心上的责备,必然比什么痛苦都难受”。

而在胡适的感情生活中,又有两位红颜知己。一个是1914年在美国与韦莲司相识相爱,其间离多聚少,韦为胡空候一生,其遗物里完好地保存了胡适的信件和稿件。另一个是曹佩声。在杭州养病时,和小表妹曹佩声爱得死去活来,胡称那段日子为“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据说《尝试集》中的情诗大多是给曹写的。

胡适的婚姻事实是:其发妻江冬秀一直陪伴他到1962年终老。

胡适留给人们永远的话题,主要是:

第一,尽管终生在撕扯中度过,但学术成就斐然;

第二,尽管与政治有扯不清的瓜葛,但终生不渝地坚守自己的学术观点:其师杜威的“实验主义”——“注重事实,尊崇证验”,“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第三,对于不同政见、不同观点表现出大家风范。他与其它教授提出的“好人政府”受到了国民党左翼及共产党人的诘难。他对“国民日报”的批评不置一词;对中共的责难则以求同存异的态度调和之。

第四,对自由、人权的呼吁,不亚于其它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为儒家文化所熏染的软骨病,却使他未能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一个独立人格的榜样。

——据许记霖《大时代中的知识人》及“百度百科·胡适简介”编写

(二)翁文灏:六个“第一”,谁人能比  两入仕途,功业地天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之一是:“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忘恩负义固当为人所不齿,但若完全不顾个人的人生价值取向而为恩人“卖命”,就过“迂”了。

翁文灏(18891971)在中国地质学界有六个“第一”: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编写第一本《地质学讲义》、第一本《中国矿产志略》、第一张《全国地质图》、第一张《地震区划图》,创建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

然而,当年他却为了报蒋介石之恩,误入官场,偏又扶摇直上,从国民政府经济部长到接收委员主任,直至行政院院长。

一是知遇之恩。

翁文灏骨子里是书生本色,笃信科学救国——“以人的力量开发地的资源,而后国家始可发生力量”。

1932年春,翁作为学者之一,赴庐山为蒋介石讲学。在众多“帝王师”中,蒋对浙江宁波小同乡翁情有独钟,当即把他留下来作为新成立的政府高级咨询机构——国防设计委员会秘书长。翁再三推辞而不得,只好同意在南京挂名,但不久,南京政府未征求他的意见,又公布他为教育部长,翁又以为继母守孝而坚辞不就。但翁文灏虽然心不为之摇,而毕竟情为之动。

此时,一个偶然的事故,使翁为报恩上之恩——救命之恩,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年应邀出任了行政院秘书长。

科学家从政,都易于将政治简单化、技术化,以为靠“科学管理”便能药到病除。

蒋介石为以翁为代表的“好人政治”提供了两次试验的机会,结果都以失败告终。尽管翁将自己管辖的部门管理得井井有条,且自己两袖清风,但毕竟对腐败透顶的蒋氏专制政权无丝毫补益,只是自己做了腐败体制的牺牲品。

1948年底,翁看透了蒋氏政权的症结,不顾蒋的再三挽留,辞去行政院院长之职,初居香港,后移居巴黎。

1951年经新中国主席毛泽东、总理周恩来邀请回国,先后担任了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国民党委员会中央委员,常务委员等职。建国后,又领导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1971年去世前,他将自己所有藏书和积蓄都捐给了国家。

向学做到“院士”,从政做到“宰相”的好人书生翁文灏,给我们至少留下了哪些扼腕之叹和欣然之慰呢?

第一,知恩图报若到了牺牲自己价值取向的地步,就有被传统道德捆绑住了心灵而完全失去现代人格之悲凉。传统道德是要继承发扬的,但道德的标准也在随时代而变,且不可被道德信条压断了脊梁。

第二,笃信自己的信念(科学救国)但在现实中碰壁后,应当及时迷途知返,正如在做学问时有错必纠一样决绝。

第三,学人毕竟生活在社会中,在政治环境的选择中,能够避黑暗而趋光明,毕竟还是保留了一份学者的睿智。

(三)郭沫若:骨灰撒大寨,附势或真情?

作为中国学术界班头、文学界泰斗的郭沫若(18921978),著作等身,声名远播,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巨大的、经久不衰的影响,他集诗人、文学家、剧作家、史学家、考古家和文字学家为一身,永远是一座大山。

然而,这座大山却在云雾缭绕之中。尽管近年研究者的专著相继问世,但学界、文化界、网络世界、对他看法依然不一。能够公允、客观评价他的论著固然不少,且能够为人们接受,可是,在非正式的学术场合或生活中,一谈到他,总是置微词者不少。

郭沫若的《女神》为中国新诗奠基,奠定了诗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撰述《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历史学和古文字学著作,则奠定了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先后担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等政界或学界领导职务。任职期间,他的工作,对于促进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促进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促进世界和平,都做出了一定贡献。

但是,自上世纪50年代后,他自己也为“学术的荒疏而感觉空虚,对远离文艺女神而腹怀隐衷。“文革”前夕,他说的“我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被一些记者认为对“文革”中的极“左”思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且使海外感到惊愕。

至于自解放后,他写的一系列迎合毛主席的诗词,还有《武则天》等“借古颂今”的剧作,不少人认为都有奉迎、讨好之嫌。

他的儿子郭世英曾指着父亲的背影对一个中学生说:“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

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对儿子郭世英说过“不要把那些应景和酬酢之作收入我的文集”。

“文革”期间,郭沫若又写了一些表现出自相矛盾的诗词或文章,多为人们所不齿:

19676月看江青权势而升,在亚非作家常设局讨论会上当众朗诵口号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你奋不顾身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见196766日《人民日报》)

197610月“四人帮”被捕,他又写了《水调歌头》,其中有“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之句,以声讨江青。  (见1976111《解放军报》)

“文革”中批邓时写《水调歌头》批过邓(见19766月号《诗刊》),邓复出时又说“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表示衷心的拥护和热烈欢呼”(见197864日《人民日报》)。

1978年去世之前,郭沫若告诉家人:“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他的这一临终遗愿,更成为论者不同评价的一个重要话题。

褒者认为,郭沫若生前即多次写诗赞扬大寨人的愚公精神;早年还写过赞美农民的诗句,这是他的真心,纯情的表露。贬之者认为这是又一次总结性地表现了他趋时附势的“跟风”人格,甚至有人认为他是“鸟之将死,其鸣也哀”,怕骨灰进入八宝山,成为人们常常讽刺的对象。

总而言之,对郭沫若的不足,宽容者认为受历史的局限,对他不可苛求,原因有二:一是它作为学界班头,文坛领域,不能不作与主流话语一致的表态;二是那是一个逼迫知识分子永远悔罪、个人崇拜弥天,制造“伪君子”,以至在肉体和精神上消灭知识分子的特殊年代。当然,就连宽容者也指出:他毕竟透露出了一股一味适应环境、明哲保身的庸人气息。

贬之者认为——郭沫若的文化人格、政治人格乃至道德人格,都不足为训:第一,在文学上,消除了知识分子“独立精神,思想自由”的追求和践行;第二,在政治上,对局势判断、路线站队失误,无坚定信念和立场。

郭沫若的是是非非,功过得失,至今难以说清。还有待我门不断去读这座大山。

对郭沫若的研究,给学界、文化界、文坛有哪几点警钟式的启示呢?

首先,作为学者,应该把“独立精神,思想自由”作为终生的精神追求目标和行为准则。

其次,对学者的研究和评价,持公正、客观的理性评判很难,但它是唯一的价值取向。

再其次,不能苛求每个学者都是人格意义上的英雄或榜样,但学者自己要力避犬儒主义。

再其次,学者虽不是道德模范,但必须有人文关怀、人格追求、社会担当的热情和责任,要顾及自己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影响。他们不但给社会和人类提供“知识”和“科技”,还义不容辞地提供稀缺的高贵“精神”。

最后,不可把一些负面的言行一概推给环境。比如,我国当下的政治环境、学术环境都是不错的,但学者部分抄袭乃至整本抄袭别人著作的行为,已不止一起;还有教授因评“院士“而雇凶杀人,等等。学者的言行降低到普通人言行的“底线”以下,不能不是学人、学界的悲哀。

——据冯锡刚《“文革”前的郭沫若》及九界网作者燕赵歌舞《郭沫若的人格问题》编写

(四)钱学森:得心应手  鹰击长空

在学术上、技术上能拍脑袋出点子,在行政上又能拍板执行的所谓“双肩挑”的行业和部门的“业务官”,于公于私,都是好的。从中国“导弹之父”、“航天之父”钱学森永垂青史的辉煌业绩中,便可看出“本专业业务官”的诸多好处来。

19551013,钱学森由美国回到上海。1028一家从上海到达北京。次日,在中国科学院举行的盛大欢迎宴会上,副院长吴有训即向钱学森正式交代了由他和钱伟长共同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决定。之后,他又相继担任了导弹研究院院长、七级部副部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等职。钱学森所担任的官都直接与他的专业火箭、导弹有关。

第一,能直接与高层领导对话,省去许多中间环节,能使科研项目等很快立项,得到组织机构的落实。

195627,钱学森起草的《建立我国国际航空工业意见书》(当时为保密起见,用“航空工业”代表火箭、导弹和航天技术),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195634,周总理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身份主持军委常委会(钱学森应邀出席),会议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由周恩来、聂荣臻、钱学森负责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的领导机构,名为“航空工业委员会”。1956108,以钱学森为首任院长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机构成立。

第二,能明白千头万绪的工作,从何处下手。

火箭、导弹研究院成立伊始,只有钱一人是专家。156名则是刚走上工作岗位的大学生,专业五花八门,学纺织的,学化学的,甚至有学文史的,没有一个人学导弹专业,当年我国的高校还没有这个专业。钱学森办起导弹技术“扫盲班”,院长兼任主讲教师。在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他主讲了《导弹概论》及人造卫星的有关知识。

第三,便于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195810月,钱学森奔赴大西北一处大荒原,成立了综合导弹试验基地。

19609月,基地可以进行地对地、地对空、空对空导弹试验。第四,能够最大限度地缩短出成果的时间。1960115,“东风1号“地对地导弹飞行550多千米,发射成功。

19661027,导弹和原子弹结合的“东风2号”热试验成功。

1970424,“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

198058,钱学森又指挥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洲际导弹。

海外报纸纷纷报道:“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之神速,远远超过了西方专家预料。”美国华裔专栏作家孙彻曾写道:“美国和西欧各国试制战略飞弹……事故频繁,但中国大陆的飞弹乃至人造卫星的发展却是异常的迅速,意外事故很少。”

名垂青史的钱学森告诉我们:有一流的学术水平或科研能力,又有一定的领导能力,如果群众信任,领导部门认可,有当与自己专业紧密相关的“业务官”的机遇,千万别瞻前顾后,当了,对于国家和人民以及自己的事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有离自己的专业较远或很远的官位在召唤时怎么办?先不要想当官的种种“好处”,而要扪心自问自己是否具备如下政治家的基本素质:第一、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第二、容人容物的宽广胸怀;第三、杀伐与夺的英明果断;第四、奋斗的决心和等待的耐心;第五、泰山崩于前而色不便的镇静;第六、喜怒不形于色的平静;第七、宽广博大的仁慈之心;第八、为大家和长远的利益忘我工作的牺牲精神,等等。至于丢掉专业的“可惜”与否的问题,倒在其次的其次了。

——据祁淑英《中国“三钱”》编写

(五)王蒙:从书房走到院子  开了胸怀豁眼目

学者在自己书房呆的时间长了,总要到院子转转,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听听鸟语,闻闻花香,再回到书房继续著述或研究,如此便会精神百增,甚至灵光闪现。

王蒙原本的角色是作家(这是他的书房),在19864月——19899月担任文化部长(这是他的院子),在“文化”这个比他的书房大但不至于十分陌生的院子里转悠了三年零五个月。我们该如何评价这种发生在不少学者身上的“院子现象”呢?

先看王蒙自己在《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中的小结:一是其滋味如同“旅行——住店”;二是“越升官越是感到官小”;三是接触到更大更管事更权威也更掌握资讯的机构和部门;四是部门也罢,组织也罢,……他的运转规则,人马都已形成了自己的章法格局;五是“无官一身轻”,“头戴乌纱囚人帽”;六是“官有官的麻烦,许多会必须参加”。

冷眼旁观,或曰“以平民之心度官员之腹”,我们会觉得王蒙作为一个作家,是在官场更深入、更广阔、更实际地体验了几年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官场生活。

他还有如同与朋友掏心窝子的如下肺腑之语:

——读到许多文件,使我大开眼界,能够更客观地理解与思考许多事情。

——说话算数的感觉真好,扯满智力的风帆的感觉真好。

总观王蒙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的收获,约略有以下六点:

一是在官场进一步体验到做为“官员”,充分展示自己“帅才”的尊严和骄傲;二是丰富了自己的生活经验,阅人之多、阅世之广、处事之繁,开阔了眼界和心胸;三是提升了人格境界——更加坦荡、宽容、幽默、大度、光明正大、与人为善;四是不断净化心灵——“上任以来,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不要沉迷于权力……待遇,甚至觉得一个作家写着小说当起部长来了,令人惭愧,无颜见笔墨同行”;五是生活经验的丰富,有助于近期的写作——后来写“季节系列”时,说“官欲如同性欲,你有,你想,并不特别寒碜,但是它毕竟需要文化节制,需要提升境界,需要文明化与含蓄化……不择手段地跑官追官者,太恶心了”;六是作家的全面素养的积聚和对人生、世相的“看透”,有助于潜心长期的学术研究——退下来后,他推出了学术论著《楼启示录》《老子的帮助》《心有灵犀》等等。

王蒙的“旅行——住店”经历给正在当官或即将当官、打算当官的学者或艺术家哪些启迪?

首先,不失作家本心。上任时,申明“只干三年”,离职前又给领导写信,请求尽早物色接班人选。在任期间,还写了《球星奇遇记》、《一嚏干娇》等多篇小说。

其次,不失真人爱心。一次看京剧《哭塔》,为白蛇青蛇的命运所感动,“竟然涕泪交流,……周围全是我的下属”。

再其次,不失清官好心。在任期间,推荐了多名未名作家的作品,保护了多位有点小错的艺术家。

再其次,不失好人的诚心。在自传中,多处写道他办的不好的事情。

再其次,政治家的“野心”。在任期间,他曾主持办过两件大事:一是制定艺术演出团体改革的文件;二是建立国家文艺评奖与荣誉称号体系。这是两件决定大局,立足长远的事,虽未完全办成,他仍心存遗憾,其雄才大略,可见一斑。

再其次,谨防走错路的戒心。既然铁了心当作家,就时刻提醒自己千万别滑入官僚的歪道。他在自传中写道:“我还必须承认,如果我再多干几年,也许我也不想再回到写作的案头了。”

最后,还是强调人品文品统一好。因人废言固然不对,指出秦桧书法不错、宋玉的赋写得也棒固然客观,但王蒙的作为说明,强调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无论是对学者而言,还是对于官员学者而言,都是无害有益的。

王蒙在其自传的第三部的最后一章中对自己的“做官”“作文”进行了诗话的小结——而这个“小结”,又归结到“做人”的“境界”上来:

——“我寻求一种感动。”

——“我能小说也能诗”,“能政治也能艺术。”“你无法理解一个真正有艺术感的人怎么可能同时当官,却完全不明白文学使人们倾向于浪漫的革命,革命使人们倾向于富有挑战色彩的文学。”

——“我完全不是一个善打算盘的人,因为与利益和成功相比较,我还在……忘乎所以地区追求:感动。没有感动的成功,不仅味同嚼蜡而且反胃催呕……感动里当然包含着对于反感动伪感动蠢感动的冷嘲热讽。”

——“感动里有”“明朗”和“善”。“我明朗所以我不忌恨什么人”,“我没有过分的贪欲与野心。”“我坚信……善意是一种营养,心胸狭隘会影响功能,制造萎缩,造成各种系统的器质性病变。我坚信多疑不但折磨神经而且影响视觉听觉味觉;……‘僵化’和‘牢骚满腹’……‘影响知觉的敏锐,’‘自吹自擂’……只能是自取灭亡。”

——“我喜欢与追求的是智慧与文明而不是愚蠢与无知,……智慧在于沟通,……智慧还是一种宽宏,……而对纷繁与曲折,误读与偏执,……一个是包容与整合,一个是超越与原谅,……我只要求自己比你宽一厘米,高一厘米,你斤斤计较的,我可以付之一笑。……原谅旁人的目的是原谅自己,人最容易伤害的不是他人仇人而是自己。”

——“你选择了高雅,你必须轻蔑那一切的低俗。你选择了善良,你必须以德报怨,化仇为友。你选择了凭作品,靠格子,……你就不要再盯着任何头衔与权力。你选择了建设性品格,你就干脆放弃格斗的装备与训练。”

——“也许更重要的是自省。越是革命越要做到在革命胜利后转向务实的发展与和谐,转向科学与理性,慎重与责任,自省与与时俱进。……我同样反省我的心爱的文学与文学人。写作人……有时候是、自觉或不完全自觉地——蒙骗。还有色厉内荏,……越说得清高就越鄙俗。……有的人读书而不明理,有的空话连篇,装腔作势,有的说归说做归做,…争论中有圈子和霸道,抒情中有胡搅蛮缠,高论中有玄虚和烟幕,著述中有强不知以为知。”

——“我寻求感动,我感动过,感动了,而且还在感动着,我笑了。”

 

——据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第三部·九命七羊》编写

 

第三节 媒体学者

一、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研究媒体学者的意义

我国自有报刊始,学者与媒体就互相交融。五四时期,学术大家更是多以媒体载道,在《新青年》中频频亮相的大手笔都是教授和学者。而近几年,电视等媒体更将教授、学者们引入新型传播方式,谈历史、谈文学、谈诸子百家等,使原只在象牙塔中研究学术的人能以一种平易、通俗、活泼而有趣的方式走近寻常百姓来传播文化。

萨特曾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才是个知识分子。来自西方社会的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概念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教授和学者走出书斋,通过媒体将自己的学识和专长传递给广大受众,实际上是担负了一定的社会责任,在文化的普及方面做出了积极而有益的尝试。

媒体学者的核心是文化普及的问题,而文化普及的核心则是以什么方式、内容、目的走向大众的问题。从媒体学者掀起的的一阵阵热潮中,我们不难发现:精英文化要走向大众,必须具有大众化的传播和阐释方式;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间的壁垒并非不可逾越;学者、媒体、大众是可以因文化而实现共赢。

从阳春白雪到下里巴人,从象牙塔到大众传媒,这不仅关乎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更关乎我们民族文化素质的健康塑造。

二、入乎其内 出乎其外——媒体学者文化讲坛特点举隅

(一)易中天 :灵动语言中的当代阐释

易中天,1947年生,湖南长沙人,1981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现任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长期从事文学、美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央视《百家讲坛》开坛论道的学者,其主讲的汉代人物风云易中天品三国系列首播即获热评。                                                         

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中很少用专业术语和古代文言,即使用也常常通过自己的语言来“翻译”。除了“正说”外,他更多的是“趣说”和“妙说”。什么“韩信是一个待业青年”、“朝廷派人去查吴王,也没有发现什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嘛”、什么“别使小性子了,宝贝,跟我回家好不好?”他这种语言“无厘头”,目的只“是为了方便观众和读者去理解历史,拉近他们和历史的距离,增加趣味”;让观众“喜欢听、听得懂、记得住”、“让历史成为大众的历史”。语言的趣味化确实达到了易中天的目的。学术不再以高傲的矜持躺在图书馆里;历史不再以枯燥的抽象远离大众……

此外,在语言趣味化的基础上,易中天还独辟蹊径,力图在把文学形象、民间形象还原为历史形象的基础上,与观众一起品读历史,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以便对指导现实生活有所启迪。他在前人创造出来的历史下进行现实的创造,不仅讲求典故、故事、轶闻的权威出处,引经据典不失信、不失真、不伤害历史却又讲得通俗易懂,深人浅出,趣味盎然,引人人胜,所谓“俗能俗得有品,精能精得出油”。

“我品‘汉代风云人物’ 也好,品‘三国’也好,做的工作都是这样一个事—— 把历史人物全部还原为普通人,和我们所有在场的观众、电视机跟前的观众一模一样的,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有喜怒哀乐,也会犯错误的人。让我的观众们看历史人物就像看邻居一样。”

这就是他的灵动语言中的当代阐释的立场。

在他看来,关心历史文化就是关心我们自己的生存发展,因为今天的我们只能在历史造就的传统和环境中去生存、发展。他在做客新浪网时说:“马克思说过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实际上任何人在解读历史的时候都是站在当代的立场上,不可能不站在当代的立场上,应该站在当地的视角的立场上,因为你是回过头来看,应该看得更清楚。”

灵动语言中的当代阐释的核心是人性。他选择了众多富有吸引力的历史人物,期望通过对这些人物人性的印迹,去修正、改写,打破其历史形象、民间形象和文化形象,从而导向更深刻的文化意义。尽管他追求“趣说”和“妙说”( 所谓文学化的历史),但由于他立足于对历史人物的人性追问,立足于今人与古人的心灵之间的应答,这必然就给听众以人性、心灵、人道主义、历史价值、人类智慧等方面的启迪了。

                    ——节选《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易中天现象析》

 

(二)鲍鹏山:两少两多讲《水浒》

鲍鹏山,1963年生于安徽六安,1985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后申请支边,至青海教育学院中文系任教17年,现为上海电视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寂寞圣哲》《〈论语〉导读》《中国文学史品读》《说孔子》《论语新读》等著作。曾在《美文》《寻根》《中学生阅读》杂志开设传统文化和文学专栏。其中,《庄子,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庄子,永恒的乡愁》,分别被选为全国统编高中《语文》教材(第五册)和《语文读本》(第五册)。2008年—2009年,鲍鹏山在《百家讲坛》主讲《新说水浒》之《林冲》、《武松》系列,之后他又一次重登《百家讲坛》,主讲《李逵》和《鲁智深》系列。

    洋洋万千言的《水浒传》虽然没有《红楼梦》的那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但在《水浒》梁山水泊一贯的豪气冲天、气贯长虹的背后,却有着众多英雄人生际遇的苦涩和命运的无奈。在表面的生死豪情和杀声震天之下,千百年来,读者似乎忽略了当年作者在《水浒传》字里行间所隐藏着的那一种苍凉与慨叹。通过鲍鹏山讲的《鲍鹏山新说水浒》系列,我们了解了一个个真实而现实的英雄,引人深思。《新说水浒》一登上百家讲坛,便引起了观众强烈反响。                                      

与以往从历史角度出发讲解名著不同,此次鲍鹏山解读《水浒》,试图突破传统思路,从文学角度,从现代视角出发,讲究新观点、新角度、新讲法;突破对故事情节的简单复述,读出藏于故事背后复杂无比的人性内涵。

林冲,就是一种被权力体制所侵害的、所侮辱的人格,这种侵害和侮辱,造成了他性格上的懦弱,甚至有一点自私;武松骨子里也有这样的特点,但是,他的个性比林冲要舒展得多,因为他从小在市井里长大,所以他善于保护自己,而且在保护自己的时候,会非常残忍;李逵是典型的暴力人格,与林冲骨子里的奴隶人格相对应。李逵没有经过什么文化熏陶,很多时候他不分是非,但同时他又有非常原始的淳朴的道德观,比如,他有出自天性的孝顺,同时,他还有民间自发自为的道德观。

  “鲁智深是我给以很高评价的一个人物,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高贵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慈悲,这也是他后来能够成佛的重要因素;而且他体面,这个体面不是说有钱有势就体面,而是,他首先不像林冲那样委屈自己,出让个人的尊严,而且,他也不能容忍别人欺负他人,这种骨子里的高贵,成就他一生完璧。这种高贵,恰恰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中最优异的品质,一种‘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人格。

  “宋江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权谋文化的代表,是代表了中国文化中比较阴暗的一个部分。当然,我们有时候是这样看问题的:你有正确的目标,你用权谋,我们就认为这是一种政治智慧,实际上,还是权谋、手腕、潜规则,这其实也是中国人最津津乐道的。崇尚权谋和潜规则的文化,是很可怕的文化。”

上述这些新观点、新角度、新讲法并非恣意乱说,而是来源于鲍鹏山对文本的深刻解读与思考,来源于他对细节的咀嚼咂摸。他试图要让观众知道,看文学作品和看《故事会》是不一样的,不能追着情节去,要在细节处停下来,因为细节不仅仅包含着人物的心理,甚至包含着全民族的文化心理——所谓的集体无意识。一部伟大的作品,总会有意识无意识地写出世道人心,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文化秘密,揭示出这种文化秘密,就能把作品最深厚的东西揭示出来。“比如林冲听说娘子被骗到陆家遭到调戏,他三步并作两步跑去,到了门口,听到两人说话,他敲门而入。为什么他敲门而不是踹门?这个动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他不想和高衙内发生正面冲突,因为他不敢。我统计过,他的‘不敢’、‘怎敢’出现过很多次。他有一个口头禅就是‘不敢’。其实他身上有我们所有人的影子。”

鲍鹏山坦言他讲述的原则是两少两多:少讲情节,多讲细节;少说是什么,多讲为什么。

只有细节中才有真相,有情、有味;只有挖掘出故事背后复杂无比的人性内涵,才能不停留在人物故事的表象上。

鲍鹏山深谙此道,成功也就是情理中的事了。

——据《中华读书报》相关访谈编写

(三)钱文忠: 用减法讲历史

钱文忠(196666——),籍贯江苏无锡。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上世纪80年代中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伊朗学、藏学。2008年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玄奘西游记》,立即引起轰动。

一代高僧玄奘曲折的身世、历经十七寒暑西行取经的经过,以及与印度交流学术、求法辩经的历程,被他讲得妙趣横生,中间还穿插着大唐印度的社会经济文化概况。从《大唐西域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历史典籍入手,他还原了一个和《西游记》与《大话西游》完全不一样的玄奘:机智善辩而又执著不二。

如何来讲中国人都熟悉但却未必真实的的唐三藏呢?

钱文忠一再强调自己并没有讲《西游记》,对大家都知道的故事,他再讲就毫无意义了。在他看来文化普及工作要尊重观众,要相信观众的智商,不要以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历史上的玄奘,和《西游记》里的唐僧完全是两回事。我讲的是历史,里面没有任何加进去的东西。历史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加法,就是往里加东西,这个风险很大的;一种是减法,历史本身就很精彩了,你只要把里面主要的、精彩的部分讲出来就好了,我做的是减法。我讲的都不会没有史料依据的,每句话都是有来历的。”钱文忠时时流露出的笃定自信背后,实际上是他多年潜心研究的厚重积淀。专研梵学佛学、讲课生动有趣的钱文忠,确是讲玄奘西游的不二人选。

钱文忠承认:《玄奘西游记》有给玄奘翻案的意思,因为真实的玄奘坚忍不拔、崇尚真理,把精神放在第一位。“现在我们崇尚实用主义,我们会为了很现实的东西去拼命,但不会为了‘没用’的东西。对于玄奘来说,佛法就是真理,他当初没有抱着一个想法说去了回来就能当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什么的,而且他回来之后佛教界刚开始对他也没有关注。”钱文忠认为玄奘追求真理的精神,其实是时代精神,任何时代都需要探索的勇气,走出去探索未知的世界,追求真理,改革开放的现在尤其需要。而玄奘提供了这个时代人们精神寄托的一个来源。

他认为《西游记》是四大名著相对来说被研究最少的一部,更别说对玄奘这位大家更多是通过《西游记》才了解的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的研究了。“所以我最初的想法是用现代的语言,尽量完整地向普通读者讲述‘玄奘传’。”只不过给大众讲的不是《西游记》里的唐僧,而是史上唐僧的西行记。

《玄奘西行记》正是钱文忠从象牙塔小房间里走出来,面向大众普及文化的一次成功尝试。

                                   ——据《张越:钱文忠访谈》编写

 

第四节 广场学者

一 放眼天下 唤醒民众——学习广场学者的意义

什么样的人才算作学者?这个问题也许根本就没有答案。如果简单的用知识量作为标准,可能会有不少人反对。但是不管怎么说,学者对社会的功用,对世俗的影响应该如何呢?单就一个领域或群体,学者应有其基本的地位和作用。以中国而论,近代以来的知名学者如严复、胡适、陈寅恪、范文澜等均代表了各自学术领域的较高成就,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学者。他们在特定的社会时期为中华文化的传播与改良起到不少的作用。显然,从这个意义上讲,学者对社会的贡献应该是正面的和必须的,正如万秒所说,一个没有学者的社会是可怕的。

如我等普通人,接触“学者”二字,总不免将之与成摞书本、恬静书斋相联系。但有些学者并不满足于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开疆扩土”,他们关心社会、关注现实,运用自己的才华对社会进行深刻的批判;他们走上街头参与到公众之中;他们选择不安定的生活;他们屹立在激烈的社会前沿,用亲历的决心和勇气直面社会的丑陋,与各种各样的暴行进行抗争。

广场学者,就是指那些立足专业,放眼天下,用自己的言行和创作参与社会运转,并且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充当公众引路人的学者。

广场学者,他们拥有的是真正意义上的良知;他们在专业生活之外用真诚和勇敢的心去撞击丑恶,用纯洁而高尚的灵魂去面对社会的丑陋,用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民众的觉醒!

广场学者,无论身处东方或西方,都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巨大的代价。在人类正义与平等追求的感召下,他们前赴后继为了创造出人类美好的生活而奋斗!

《论语》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窃以为,广场学者的一生是孔子言语的最好注脚,今日观之,若能从他们的言行中得到些许启迪与激励,便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二 高山觅踪——广场学者不同的人生轨迹举隅

(一)闻一多——照彻深渊的团火

闻一多(1899年-1946),汉族,原名闻家骅,又名多、亦多、一多,字友三、友山。中国现代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坚定的民主战士,中国民主同盟早期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诗人,学者,民主战士。新月派代表诗人,作品主要收录在《闻一多全集》中。

闻一多的两次转向:

1由狂放归于沉静

1912年,年仅13岁的闻一多从湖北乡间一户富裕人家来到北京清华学校,开始接触到西方文化。1922年他赴美留学专攻美术。从考入清华到1925年留美归来这十余年间,闻一多基本是沉浸在艺术与文学之间,对政治只是偶有所涉。

在回国近两年的时间里,闻一多耳闻目睹的都是阴谋、战争、屠杀,面对民族的巨大灾难,他再也难抑悲愤,发表了《贡献》《罪过》《收回》《你指着太阳起誓》《心跳》《一句话》等充满爱国激情和痛挞社会现实的诗歌。但火山喷发之后,他又备感无奈,最终走上了一条文人的传统老路,躲进书斋,钻入故纸堆, 成了对世事过问无多仅求独善其身的冷静学者。

2.由“自由学者”转为斗士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闻一多等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从北京到昆明的大转移中,闻一多参加了历时两个多月、横跨湘黔滇三省共三千余华里的步行团。对社会下层生活的真切了解,埋下了他思想变化的契机。同时他本人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迅速贫困化,使他观察问题的角度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

闻一多的变化,是从1943年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昆明发售开始的。蒋介石在这本书中公开宣扬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认为二者都是“文化侵略最大的危机和民族精神最大的隐患”。这是一向信仰民主自由的人们所难以接受的。闻一多这样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一跳,我们的英明的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向五四挑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不久,闻一多偶然读到了延安诗人田间的几首诗,深为其中的战斗精神所震惊,立即写了《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一文公开发表,在大后方引起了一阵波动。 随后他又写了一系列针对现实的杂文,开始呐喊。同时他急切地阅读各种左倾书籍,详细了解共产党的各种情况。赵超构的《延安一月》中关于全延安只有“四个警察”的记述使他印象极为深刻,认为“只有在那样的新社会秩序下,青年人才可以毫无阻碍地接受民主的教育”。

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闻一多的转变是迅猛彻底的。他于1944年夏在罗隆基、吴晗的介绍下秘密加入民盟,并表示将来一定请求加入共产党。从此,他在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下全身心地投入到民主运动中,坚定地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不避艰险,不惜牺牲,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再准备跨进大门!1946715日,他在勇敢地作了《最后一次演讲》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昆明街头,血洒昆明翠湖之滨,英勇地倒在了为实现新中国而奋斗的道路上。

                                               ——摘自《炎黄春秋》

附录:                   《最后一次演讲》

闻一多

这几天,大家知道,在昆明出现了历史上最卑劣最无耻的事情!先生(李公朴)1946711日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大家都有一支笔,有一张嘴,有什么理由拿出来讲啊!有事实拿出来说啊!为什么要打要杀,而且又不敢光明正大地来打来杀,而偷偷摸摸地来暗杀!这成什么话?

  今天,这里有没有特务?你站出来!是好汉的站出来!你出来讲,为什么要杀死李公朴先生?杀死了人,又不敢承认,还要诬蔑人,说什么桃色事件;说什么共产党杀共产党,无耻啊!无耻啊!!这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无耻,但恰好是先生的光荣。先生在昆明被暗杀是先生留给昆明的光荣!也是昆明人的光荣!

  去年一二·昆明青年学生为了反对内战,遭受屠杀,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献出了他们最宝贵的生命!现在先生为了争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动派的暗杀,我们骄傲一点说,这算是像我这样大年纪的一代,我们的老战友,献出了最宝贵的生命!这两桩事发生在昆明,这算是昆明无限的光荣!

  反动派暗杀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悲愤痛恨。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地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

  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强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人民毁灭的!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面前倒下去了吗?翻开历史看看,你们还站得住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我们的光明就要出现了。我们看,光明就在我们眼前,而现在正是黎明之前那个最黑暗的时候。我们有力量打破这个黑暗,争到光明!我们的光明,就是反动派的末日!

  现在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长在中国,受的美国教育。他住在中国的时间比住在美国的时间长,他就如一个中国的留学生一样,从前在北平时,也常见面。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学者,是真正知道中国人民的要求的,这不是说司徒雷登有三头六臂,能替中国人民解决一切,而是说美国人民的舆论抬头,美国才有这转变。

  先生的血不会白流的!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一二·四烈士倒下了,年轻的战士们的血换来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现在先生倒下了,他的血要换取政协会议的重开!我们有这个信心!

  一二·是昆明的光荣,是云南人民的光荣。云南有光荣的历史,远的如护国(指护国战争)。近的如一二·,都是属于云南人民的。我们要发扬云南光荣的历史!

  反动派挑拨离间,卑鄙无耻,你们看见的联大(西南联合大学的简称)。抗日战争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19464月,西南联大宣布解散。走了,学生放暑假了,便以为我们没有力量了吗?特务们!你们错了!你们看见今天到会的一千多青年,又握起手来了,我们昆明的青年决不会让你们这样蛮横下去的!

  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

  历史赋予昆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昆明的青年必须完成这任务!

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选自《闻一多全集》

(二)陈独秀——五四运动的总司令

陈独秀(18791942),原名庆同,学名乾生,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创办了著名白话文刊物《新青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一大至五大党的最高领袖。

纵观陈独秀的一生,我们可以用“六大贡献”、“两个成就”和“一个表率”来总结:

  第一,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倡导者。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起了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对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今还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刊物,教育、引导了整整一代人,至今没有一份刊物能与之相比。

  第二,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五四运动的思想指导者。五四运动能够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那么大的影响,与他的活动、指导、影响是分不开的。在高度评价五四运动历史功绩的同时,不能忘记陈独秀在其中的巨大历史功劳。

  第三,他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传播者。他传播马克思主义虽然没有李大钊早,但他创办的《新青年》杂志是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其重要作用是任何别的报刊不能替代的。

  第四,他是中国共产党最主要的创始人。现在说,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说法不准确。如果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仅仅这一条,他就可以名垂千古,光照千秋。

  第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从中共"一大""五大"的领导集体,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代领导集体,对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纲领,党的“四大”提出了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党的队伍也从50多人迅速发展到6万多人,为后来的革命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其功劳是不容忽视的。

  第六,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个深刻总结、反思苏联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经验教训的人。他晚年的民主思想,可以说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对民主政治的最深刻的思索,至今很少有人能够超越,仍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仍是我们奋斗的目标。

  其“两大杰出成就”是:

  第一,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文章汪洋恣肆、尖锐犀利。《敬告青年》等很多篇章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少有的、杰出的代表作,至今仍给人很多启发。

  第二,他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他晚年进行的文字学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后来转向政治斗争,他无疑会成为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最杰出的大专家、大学者之一。

所谓“一个表率”,是说他一生一心为公,光明磊落,丝毫不搞阴谋诡计,不以权谋私,即使在艰苦困顿的晚年,他不接受敌人的馈赠,表现出一个革命者的刚强骨气和高尚人格。他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生毫不妥协,坚决地揭露和批判旧制度、旧思想、旧文化和社会的种种弊病,代表了社会的良心。所有这些,都为后人做出了杰出的表率。

以上这几点,想要做到任何一个都很困难,但是陈独秀却以他过人的心智和坚定的意志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晚年的陈独秀虽然生活贫苦,但他是自由的。他宣布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蒋介石的资助他不要,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主要做一件事——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在自己人生的终点线上,他仍不忘记用《我的根本意见》这样一组绝笔阐明自己的观点,以一个饱经风霜的政治思想家的严肃态度反思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据《必须恢复陈独秀的真实面目和应有的历史地位》编写

第五节  书斋学者

一 都无做官意,唯有读书声——研究书斋学者的意义

一提到书斋学者,大家的脑海中一定会呈现这样的景象:在一间书籍堆积如山的古味十足的房间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昏暗的灯光下或是静心潜读或是奋笔疾书。这种景象也许在当代已不多见,但做学问要耐得住孤独寂寞,抵得住名利诱惑,这确实是古今学界的共识。

书斋学者可以说是传统的学者类型:他们的工作场所通常是他们的书房和大学的课堂;他们往往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们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他们被称为“大师”,被视为“国宝”。无论学术造诣还是人格思想,这些书斋型学者都为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成为世人典范。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不相同,所谓“成功不可复制”,但我们也能从多数书斋学者身上发现一些特质,或许对我们的成长有所帮助。

第一,多数的书斋学者往往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他们受家庭熏陶和教育启蒙,从小就酷爱诗书,童年也都是在书海中度过。阅读提高了他们早期智力发展水平,培养了他们的耐性和定力,这就为他们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二,多数的书斋学者都能够学贯中西。不要以为书斋学者都是目光狭隘刚愎自用的老学究。事实上,很多成果斐然的学者都有过留学海外的经历。也是这些游学外域的经历,使得他们的视野开阔,见识广博,能够站在世界文化的高度来看待自己的学术领域,不至于走向偏颇和极端。

第三,多数的书斋学者都淡泊名利,一心向学。很多学者都主张学术与政治要分离,学术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不应受政治影响,他们不为名利所动,拒绝接受任何官职,坚决保持自身的独立。诚然,也有一些学者因为学术名气大而在晚年时被授予一官半职,但是他们的工作重心还是放在学术研究上而非仕途官位上,比如季羡林、钱钟书等人。

总之,书斋学者可以说是纯粹的学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各类型学者的基础。无论是官员学者、媒体学者、广场学者或是民间学者,他们的脑海中都会留有在书斋中勤奋苦读的记忆。

二 高山觅踪——书斋学者不同的人生轨迹举隅

(一)王国维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王国维(1877-1927),字静安,晚年号观堂,1877年生于浙江海宁县城的书香门第,世代清寒。他不满3足岁时,生母凌氏就病故了。此后由姑祖母和叔祖母抚养,自小缺乏父母之爱,11岁时父亲才从溧阳回来照顾家庭,而对待王国维过分严厉、苛求。

 王国维从幼年就体弱多病,性喜寂静独处,有些孤僻,然而聪慧好学,求知欲特别强烈。7岁入私塾读书,家有藏书五六箧,每日放学回家都要翻阅。11岁学作诗文,并爱好金石书画。16岁考取秀才、入州学,开始读前四史。17岁肄业于杭州崇文书院。此后,屡应乡试不中,而愈致力于古诗文。20岁成婚,娶妻莫氏。其时家中经济日渐困乏。21岁再次赴杭州应乡试,仍不中,遂回乡教家馆。而他非常喜欢读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关心时局和新学。

二十二岁起,他至上海《时务报》馆充书记校对。利用公余,他到东文学社研习外交与西方近代科学,结识学社主持人罗振玉,并在罗振玉资助下于1901年赴日本留学。

1902年王国维因病从日本归国。后又在罗振玉推荐下执教于南通、江苏师范学校,讲授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复埋头文学研究,开始其独学阶段。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任清政府学部总务司行走、图书馆编译、名词馆协韵等。其间,著有《人间词话》等名著。

1911年辛亥革命后,王国维携生平著述3种,眷随儿女亲家罗振玉逃居日本京都,从此以前清遗民处世。其时,在学术上穷究于甲骨文、金文、汉简等研究。1916年,应上海著名犹太富商哈同之聘,返沪任仓圣明智大学教授,并继续从事甲骨文、考古学研究。1922年受聘北京大学国学门通讯导师。翌年,由蒙古贵族、大学士升允举荐,与罗振玉、杨宗羲、袁励准等应召任清逊帝溥仪南书房行走,食五品禄。1924,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溥仪出宫。王国维引为奇耻大辱,愤而与罗振玉等前清遗老相约投金水河殉清,因阻于家人而未果。

1925年,王国维受聘任清华研究院导师,教授古史新证、尚书、说文等,与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桃李门生、私疏弟子遍充几代中国史学界。清华教授的待遇很高,但王国维家有子女8人,求学等费用就很可观,所以生活并不丰裕。
    1927
年春夏之间,北伐军打到了河南、山东一带,北京的遗老遗少们感到惶恐,梁启超、王国维尤怕发生湖南那样摧残知识分子的事,因而忧心忡忡。62,王国维在50知天命之年人生学术鼎盛之际,投颐和园昆明湖自尽。
    
王国维临死留下遗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事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藁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能谨慎勤俭,亦必不至于饿死也。五月三日,父字。
    
王国维是追求完美的智者,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早已是他无奈的感叹。五十之年,只欠一死,他感受人世的悲凉。一个如此认真工作、严肃对待生命的人,面临风诡云谲的变局,不可避免的无力和荒唐感,更易产生决绝的大勇气。真正的智者往往超越自身的存在,不像普通人那样贪生怕死,王国维的自杀由是可以理解。世界上不少智者以自杀告终,也许都有类似的因素。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从事文史哲学数十载,是近代中国最早运用西方哲学、美学、文学观点和方法剖析评论中国古典文学的开风气者,又是中国史学史上将历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的开创者,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标准和方法。这位集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考古学家、词学家、金石学家和翻译理论家于一身的学者,生平著述62种,批校的古籍逾200种,被誉为中国近三百年来学术的结束人,最近八十年来学术的开创者
    
陈寅恪为王国维写的墓志铭,值得后人深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据陈明远《文化名人的个性》编写

(二)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1890-1969),祖籍江西修水,生于湖南长沙。祖父陈宝箴为戊戌变法时期力主新政的湖南巡抚。父亲陈三立是新江西诗派的首领,亦为戊戌变法时的维新派人士,与谭嗣同、陈宝廉、吴保初并称四大公子。陈寅恪是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享有盖世奇才教授中的教授太老师等赞誉,是不折不扣的一代大师。

 陈寅恪少时即博闻强记,后留学日、德、法、美诸国,通晓蒙、藏、满、日、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德等十多种语言,尤精于梵文、突厥文、西夏文等古文字的研究。他先后从事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典籍的研究,著述精湛,在学术上开拓了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如此博学的人却没有拿到一个学位,为什么没有学历呢?这个问题他的侄子陈封雄问过,陈寅恪是这么回答的: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陈寅恪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而在于广采博收,获取学问上的真知灼见,因而未取得任何文凭或学衔,这也体现了陈寅恪不同于流俗凡响之处。

1925年,清华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聘请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和陈寅恪四位导师,以培养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国学人才。和清华园里那些留洋归来的大多数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陈寅恪通常都穿着长袍,带着可以遮盖住耳朵的皮帽,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满了讲课时用的书籍和资料。不认识他的人,会把他看成是琉璃厂某个书店来送书的老板。起初,由于校方还有些犹豫,就对入选导师陈寅恪试着先聘用一段时间,结果不久,校方就为找不到更大的教室而犯愁。每次陈寅恪讲课,听课的教授远比学生多,课堂常常爆满,除了本校学生,还有很多校外学生被吸引来旁听,教室一换再换总是满足不了要求。

  陈寅恪的学问到底有多深?两个事例可以证明:一是据北大教授季羡林说,陈寅恪留学德国时,写了许多学习笔记,现存64本,单是涉及古文字或外文的就有藏文、突厥回鹘文、吐火罗文、西夏文、满文、梵文、俄文等22类之多;二是抗战爆发,因为参考书被焚毁于战火,陈寅恪就在几乎没有任何参考书籍的情况下,撰述了两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而且《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引用的典籍就达到上千种。这两个事例一则说明他治学之勤奋,二则说明他钻研之深广,的确达到了纵横古今、贯通中外、车载斗量的程度。他在课堂上讲授的学问贯通中西,他在课余分析各国文字的演变,竟把葡萄酒原产何地,流传何处的脉络,给学生讲述得一清二楚。据金岳霖回忆,曾经有学生问陈寅恪一些资料,陈寅恪的回答是:你去图书馆,在某个书柜的第几本书的第几页去找,脚注上详细地列举了你需要的资料,学生瞠目结舌。上世纪40年代中期起,陈寅恪就几近失明,只能略辨光影。但从1953年末开始,只用半年,他就完成了6万多字的《论再生缘》。具体的过程是:陈寅恪开具书目,由助手去把书借来读给他听,陈寅恪边听边思考,然后将想法口述给助手记录下来。以同样的方式,煌煌80多万字的《柳如是别传》也在1965年完成。

   陈寅恪是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奉行一生的准则,并身体力行。抗日战争胜利后,踌躇满志、自比唐太宗李世民的蒋介石托人以重金请陈寅恪写《李世民传》,暗中为他歌功颂德。陈寅恪坚决拒绝,毫不隐瞒地说:“我写文章,违背我本意的我坚决不写。”194812月,国民党在败退前开始了抢救学人的活动,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寅恪一起去台湾,但他坚辞不就。后来蒋介石离开大陆后还曾多次派专机到南京接他,皆失望而归。没能把国宝抢救出来,蒋介石一直引为憾事。

陈寅恪一向推崇学术独立,他说:“古今中外,哪里有做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做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1953年,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准备请郭沫若、陈寅恪、范文澜出山当所长。郭沫若和范文澜都是欣然赴任,但陈寅恪婉言谢绝。

到了晚年,陈寅恪的学问,已经不被主流学术所推崇,但是他仍然沉浸在他所构筑的纯粹的学术世界中。他依然坚持用文言文写作,还固执地坚持用繁体字竖排出版自己的著作。他强调文责自负,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自己的,甚至不允许别人改动一个标点。陈寅恪有一部中古史论文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出版社曾要求修改其中的一个词,被他严词拒绝,为此,这本书竟没能出版。

陈寅恪的倔,源于他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倡导,源于他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的坚定信念,源于他壁立千仞的傲岸人格。一个甘愿献身于思想自由的人,他的倔既非恃才之倔,更非矫情之倔,而是爱憎分明、追求真理的倔,是与中国历代优秀知识分子在思想和价值取向上一脉相承的倔。陈寅恪终其一生都没有在为人为学的原则上妥协。2003年,陈寅恪的骨灰落葬在中国科学院庐山植物园内,左侧扁形石上刻着陈寅恪一生奉行的准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1929年陈寅恪为王国维所作的墓志铭,在70多年后被后人郑重地刻在了他的墓碑上。

——据张意忠《民国记忆》编写

(三)钱钟书:“旷世奇才学贯中西,文心新雕卓立文坛”

钱钟书(1910-1998),出生于江苏无锡县,中国近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周岁抓周,抓了一本书,父亲为他正式取名钟书

1920年,入无锡东林小学。父亲为钱钟书改字默存,要他少说话。后在苏州桃坞中学、无锡辅仁中学接受中学教育。钱钟书出生于诗书世家,自幼受到传统经史方面的教育,中学时擅长中文、英文,却在数学等理科上成绩极差。报考清华大学时,钱钟书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于1929年被清华大学外文系破格录取。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人的欣赏,被看做特殊的学生。

1933年钱钟书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 1935年,钱钟书与杨绛完婚。同一年,钱钟书以第一名成绩考取英国庚子赔款公费留学生,赴英国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杨绛同船赴英留学。两年后,钱钟书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文学士(B.litt)学位。之后随杨绛女士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同年,女儿钱瑗出生。1938年,被清华大学破例聘为教授,次年转赴国立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开始了《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钱钟书被困上海,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校,其间完成了《谈艺录》《写在人生边上》的写作。

抗战结束后,钱钟书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教授兼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在其后的三年中,钱钟书作品集《人兽鬼》、小说《围城》、诗论《谈艺录》得以相继出版,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
   1949年,钱钟书回到清华任教,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

1953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钟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实际干的是《毛泽东选集》英译的定稿工作。1955-1957年,在郑振铎、何其芳、王伯祥等人的支持下,穷两年之力完成了《宋诗选注》,选注了宋代81位诗人的297首作品。1958年,《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钱钟书、杨绛均被揪出作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经受了冲击。有人写大字报诬陷钱钟书轻蔑领袖著作,钱钟书、杨绛用事实澄清了诬陷。196911月,钱钟书作为先遣队去河南省罗山县的五七干校1972年回京。

 1975年,《管锥编》初稿完成,此后又陆续修改。1982年,《管锥编增订》出版。本年起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院特邀顾问1984年,《也是集》《谈艺录》(补订版)出版。次年,《七缀集》 出版1989年,《钱钟书论学文选》(六卷本)由舒展编成,由广东花城出版社出版。此书包含有钱钟书新补手稿约20余万字的内容。

1991年,全国18家电视台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钱钟书为首批36人之一,但他谢绝拍摄。19981219,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当晚,江泽民总书记亲自给钱先生的夫人杨绛打电话,对钱先生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翌日新华社播出的新闻通稿中,出现永垂不朽字样。

先生的治学特点是贯通中西、古今互见的方法,融汇多种学科知识,探幽入微,钩玄提要,在当代学术界自成一家。因其多方面的成就,被誉为文化昆仑。60年来,钱钟书先生致力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淡泊名利,甘愿寂寞,辛勤研究,饮誉海内外,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卓越贡献,培养了几代学人,是中国的宝贵财富。钱钟书给予中国文化的主要影响:一是以一种文化批判精神观照中国与世界。二是以一种新的学术规范发展和深化中国学研究。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钱钟书的文学创作都不是那种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具有真正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为中国人也为外国人所喜爱的作品。

                                   ——据汤溢泽《透视钱钟书》编写